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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瑪才旦 | 禿鷲變鐵鳥

2019-06-18 來源:時尚先生
曾經的牧羊少年毅然出走,在兩千公里外成長為電影導演。如果沒有離開青海,生活會是怎樣?萬瑪才旦從未設想過,但也不難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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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瑪才旦

萬瑪才旦最早關于孤獨的體驗是放羊,山上空無一人,時間綿長。收音機里播放的廣播劇《夜幕下的哈爾濱》制造出另一個時空。村莊旁的兩座山峰遠遠望去,似乎人能從一個山頭跳躍到另一個山頭。

安多藏區黃河上游的村莊是他長大的地方,山上是草原,山下有大片莊稼地。萬瑪上小學的某天,國家水利人員浩蕩進村勘測,山峰間距離短,有建水電站的優勢。十多年后,施工隊涌入村莊,帶來了澡堂、電影,村莊猶如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:工人與村民間買賣雞蛋、牛羊,村民蓋房子租給外來民工。一些牧民賣掉牛羊,走到山外,找到了更劃算的工作。

家人叮囑萬瑪好好念書,畢業成為國家干部就不用回來了。爺爺也這么想。他寵愛萬瑪,相信孫子是自己舅舅—一個有大量經書的寧瑪巴僧人的轉世,為他買下收音機和一箱連環畫。萬瑪發表小說,偶然地得到機會去北京學電影、成為導演。

在老家拍攝改編自自己小說的《塔洛》,2016年底上映,大概也在這個季節,殘雪零星散落山脊上,草開始生長,狂風夜以繼日。電線桿一直通往山下,牧羊人塔洛帶著剛出生不久的羊羔下山進城拍攝身份證照片,失去小辮子、金錢和好記性。推著半路熄火的摩托車往回走,曠野中他握住點燃的炮仗,將懲罰施向自身。

喇叭褲

1980年代,水電站完工之后工人回城,房子空置或被拆掉,但世俗氛圍一旦打開便沒有再關上的理由。人們渴望財富和臉面,代表榮耀的服飾一年可能只穿戴一次,卻可以花掉整年積蓄。信仰同樣可以攀比,這戶放生了十頭羊,另一戶就要放生十頭牛。

有些老人一輩子沒離開過村莊,他們沒有進城的理由。萬瑪初中開始在縣城念書,那里豐富而令人向往,縣里初中只有一個班級,能從村里小學考上的僅三四人,一批批被淘汰的同伴們留在家中,繼續種地放羊的宿命。

上中專時,課本強調的唯物主義讓萬瑪疑惑,人是否真有轉世、靈魂是否不死?他曾經深信超自然的力量,見過降神儀式、防雹師斗法—高原天氣變化無常,莊稼成熟的那幾天,村民聘請防雹師作法將烏云移到別的村莊。雹暴逼近時,防雹師身佩寶刀、口念佛咒,一夫當關。從那時開始,他漸漸偏向神秘主義、不可知論,他的信仰已不再像村人那般“純粹”。

作家端智嘉在萬瑪所在的中專教書,邊上課邊抽煙,常在藏區的雜志《章恰爾》《西藏文學》上發表作品,他的《青春的瀑布》被認為是藏語當代自由詩的開端。端智嘉嘲諷傳統觀念,倡導婚姻自由。1985年,32歲的端智嘉打開煤氣自殺。有人說他在以死喚醒愚昧、落后的民族。

端智嘉身后,他的作品成為1980年代藏區學生們課間幾乎最重要的話題。學生背誦端智嘉那些成為范本的散文,在作文中模仿著用一些華麗的詞匯、語句。在曾經同校的作家德本加看來,這種模仿或許就是他們的文學創作動力。典型的閱讀體驗是這樣的:在文學雜志上看著作者的名字生出羨慕,想象自己能否因寫作而出人頭地。作家地位神圣,在縣上發表一首詩就能成名,被歸入文化名人一列,也許被調入文聯,命運從此改變。

學生都有些憤青,青少年時期的叛逆由內而外,留長發—街道上被抓住要被剪掉,穿喇叭褲,比較誰的喇叭更敞開,不可一世。那時正學習詩學,有人便將諷刺寫入格律詩中:他穿那條褲子,走過去,馬路就不用掃了。整治犯罪時期,學生都要參加廣場上的公開審判。卡車在村莊中游行,喇叭里的喊聲回蕩,犯人們胸口掛上牌子。縣城法院門口的牌子曾經是萬瑪單調生活中的一個閱讀興趣,白紙上的毛筆小楷寫滿某人新奇的涉案細節,每隔一段時間會更換一批。

萬瑪還記得隔壁宿舍有兩個人吵架,過后那人在黑處等著另一人下課回宿舍,悄悄走過去,捅了十幾刀。刀子是買的,或者廚房偷拿的。為了搶救傷者,一些學生被叫到醫院抽血,抽完血后開小灶補身體,最后那人還是死了。捅人的學生被抓。宣判那天,通知所有學校學生都要參加。萬瑪學校的學生被安排在離行兇者很近的位置。萬瑪看到他在笑,對著學生和老師笑,笑臉慘淡又傷感。

“就在羅丹被執行槍決的那一天,他的母親切忠在尼瑪拉姆的攙扶下走出了醫院。當她倆緩緩地走到十字街頭時,羅丹的母親切忠似乎聽到了一聲沉悶的槍聲。”在萬瑪后來的小說《切忠和她的兒子羅丹》中,“我”依老家熟人給的素材構思了結尾,而那人所說的故事實際是,被慫恿、逼迫而不得不常偷盜的羅丹在死刑前咬下母親的乳頭以示憤恨。“我”下決心回去后將它寫成小說,那人像是嘲笑似的看“我”一眼。

“好好地體驗體驗真實的生活吧,不要再挖空心思、自討苦吃地編造那些個故事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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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瑪才旦

去北京

中專畢業后,萬瑪被分配到小學當教師,爺爺覺得可以了,這輩子就這樣過去吧。萬瑪各科都教,晚上獨自在學校批改學生成堆的作業,以看書、寫作排解孤獨。他寫下第一篇小說《人與狗》:看護羊群的狗吠聲悲凄古怪,人覺得不祥,掄起木棒打死了狗。次日幾只羊倒在雪地上,與狼搏斗的狗血肉模糊。追蹤暴力的來源,也許與境遇相關,萬瑪舉欣賞的作家余華為例,“他的小說把暴力細節放大讓人不舒服,冷冰冰的寫法跟他早期經歷有關,家在醫院病房后面,他是牙醫,每天要面對病人的口腔。有人說余華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,而是冰渣子。”

四年之后想考大學,單位不肯上報材料,萬瑪寫下愿意自動放棄公職的保證書。在西北民族大學學習藏語言文學專業,他將《人與狗》拿給老師看,老師說稍加修改可以拿去《西藏文學》那樣的雜志發表。他誠惶誠恐寄出小說,學期快結束時收到了樣刊和稿費,在班級里引起一陣轟動。畢業后萬瑪被分配到州政府當公務員,老家的人看待他有了些不一樣。

上班時間簽一些合同,蓋一些章,在同一個職位上消磨了四五年。生活又回到了程序化的單調里,盡管不滿意,但有了自己的家庭,他有些顧慮,以寫作作為出口似乎穩妥。想去其他地方當老師或者編輯只能再考碩士,水漲船高,別無選擇。碩士時在北京的國家翻譯局實習,萬瑪去北京電影學院校園轉了轉,并詢問了學費。

回青海后,萬瑪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資助,申請了去北電學電影,因為創作內容新穎,很快被批準。受兒時收音機、連環畫、露天及縣城電影院中電影的聲音與敘事影響,他感到自己可能在這方面有一些天賦,便順著模糊的方向改變一眼可見的生活。

去兩千多公里以外的北京跟到圣城拉薩的距離差不多,遙不可及。村子里有一兩個去過拉薩,他們騎馬去,走著去,磕長頭去,那是一生的榮耀。萬瑪轉而朝東走。

1990年代,導演松太加和萬瑪在當地文聯筆會上初次見面,兩人都喜歡新鮮的東西,創作有一些先鋒性、實驗性—后來才知道,這在內地文壇不算新鮮。第二回開會時兩人便偷溜出去談論電影。“萬瑪的魄力特別厲害,”松太加回憶,“那時候我想都不敢想到北京學電影,電影門檻太高,北京都是精英人士,北電聽說過,但門都沒見過。”松太加在西寧的時候沒有手機,畫室在一個村里面,萬瑪想找他卻錯過了,十天后在街上遇見,萬瑪說已經聯系好了北電,問他要不要去。“我不可想象。”松太加說,他們走過繁華的十字街口,太陽下山了背對光線接著聊。松太加顧慮家中母親、學費,以及所有未知的東西,但萬瑪蹚出來了,“可能性在了”。

碰上“非典”,計劃只能擱置。萬瑪從學校放假后跟松太加在小電視機上看影片,他告訴松太加,電影好像不是當初我們理解的那樣,沒辦法描述,你去了就知道了。2004年,兩人坐綠皮車上下鋪提著大箱子走了很長一段路到北電門口。松太加進了攝影進修班,蹭萬瑪所在文學系的課程學習劇本創作。萬瑪還想培養一個錄音師,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讓也被叫來念錄音系。他跟萬瑪同在西北民族大學念過書,在學校有自己的樂隊。

三人在北電背后的黃亭子小區租了一間房,房租是個困難。每天拉片,從盜版碟中補上法國新浪潮、好萊塢黑色經典、伊朗電影及各種,萬瑪記下密密麻麻的筆記。每天松太加醒來時萬瑪在看書,松太加睡了,萬瑪還在看書。

如果沒有繼續念書、從青海出走,生活會是怎樣,萬瑪說自己從未設想過,但也不難想象:教書幾十年,退休;或者公務員職位有些變化,然后退休。松太加跟萬瑪經歷相似,牧區長大,小學任教,電視只有中央一臺,沒有網絡,靠閱讀打發時間。領導認為松太加教得好,調他到縣里。松太加滿以為被重用了能有番大作為,到縣里后見一幫老頭成天一塊兒看報紙、喝白水。

看完侯孝賢的電影《風柜來的人》,松太加恍惚了一個禮拜。

臺灣漁村年輕人跟他老家縣城年輕人一樣,每天在街道上游蕩,打架、泡、無所事事,想離開那片土地但沒能力,只能困住,跟長輩、傳統、時代格格不入,在別人眼中糟糕透頂。他感到電影似乎不再遙遠。等到萬瑪拍攝第二部長片《尋找智美更登》,松太加和德格才讓分別擔任攝影師和錄音師,那是三人的第一次合作,之后相繼執導了影片。

帶著所執導的影片再次回村莊放映,萬瑪仿佛回到兒時擠在大人堆里看露天電影的場景。每個月放映一兩場的露天電影是少有的娛樂方式和聚會理由,小孩走出家門,年輕男女相識戀愛,也有人帶著弟兄在人堆里尋到平日見不著的仇人了結恩怨。放映最多的是革命題材影片,萬瑪看著白布上一部戰爭片中死掉的人在另一部片中再次出現,他有些恍惚。電影為他造夢,從黑白到彩色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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